廬陵自古就是人文故郡，青山秀水孕育了燦爛瑰麗的廬陵文化。清《江西通志》載：“廬陵文風盛于江右，人多儒雅。”《四庫全書》所收錄廬陵人士的文學作品，竟有3850卷之多。

崇文重教是廬陵人的傳統，這里孕育了以“追求一流、堅守氣節”為思想精髓，以“放眼天下、崇文重教、傳揚家風、團結拼搏、忠義報國”為行為特質的廬陵文化，史傳廬陵“家有詩書，人多儒雅，序塾相望，弦誦相聞”。就連山間茅屋也可以聽到書聲瑯瑯，人謂“茅屋底下出公卿”。歐母畫荻教子、楊萬里訓兒有方、文儀教子報國、劉髦撰箴言警兒孫、龍自修遺留經書給后人等典故，是廬陵文化中崇文重教的真實寫照。

宋代以來，崇文重教的氛圍在江西尤為濃厚。“至踐者能誦《孝經》《論語》，曉知其大義。凡城郭閭巷、山溪林谷之中，無不有學。”這是明代大學士楊士奇描繪的廬陵學習風氣，使得江西地區擁有了基數龐大的科舉人才。自唐至清代，吉安地區先后創建的書院學館，有文獻記載的共269所，是江西的四分之一。明朝時期，全江西約有書院1000所，吉安就有170多所，占全省的六分之一以上。其中，最為著名的是在南宋淳祐元年（1241年）由吉州知州江萬里創辦的白鷺洲書院，理學之風著于海內，先賢名人享譽天下，成為與白鹿洞、鵝湖、豫章齊名的江西四大古書院之一，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棟梁之材。他們既是治國安邦的宰輔棟梁，又是久負盛名的飽學鴻儒，留下了流芳千古的詩詞歌賦和耀古爍今的累累著述，謀天下之大利。

官學興盛的同時，民間開辦書院、私塾之風更甚。唐乾符年間解世隆創辦的廬陵吉水登東書院、后唐時羅韜創辦的泰和匡山書院、開寶二年劉玉創辦的廬陵縣光祿等書院，皆為地方官紳或當地名儒創辦，乃至民間私塾則是凡村有塾，大村子甚至有十幾個，如吉水谷村私塾，總數不可計量，成為一方文教之風的興盛之地。

“日望贛江千帆過，夜觀蜀口萬燈明。”600多年前，明代大學士解縉，站在蜀水和贛江交匯沖積而成的泰和縣蜀口洲，脫口吟出這副名動一時的楹聯，至今仍傳為佳話。蜀口洲，僅歐陽氏一門就出了21位進士，其代表人物歐陽德，師承王陽明，邀請王陽明多次前來講學，王陽明所題寫的“復亨堂”牌匾仍懸掛在古村祠堂。

在封建時代，科舉是讀書人入仕的最重要途徑，學而優則仕是莘莘學子夢寐以求的不二路徑。從五代十國到清朝，廬陵科舉文化蓬勃發展，涌現出17位狀元，18位宰相，3007名進士，居全國地市一級前列。明代建文二年（1400年）庚辰科和永樂二年（1404年）甲申科中鼎甲3人均為吉安人，這種“團體雙連冠”現象在中國科舉史上絕無僅有。

“一門三進士，隔河兩宰相，五里三狀元，十里九布政，九子十知州”的歌謠，道不盡古廬陵的文風鼎盛。唐宋八大家之一、廬陵文化的先驅歐陽修，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之一、誠齋體創始人楊萬里，南宋民族英雄、杰出詩人、文學家文天祥，臺閣體詩派創始人楊士奇，明朝大學士、江南才子、《永樂大典》總撰修解縉等人，為人類文明進步和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。

優秀的人才方能寫就卓越的著作。自南北朝至清代，吉安有編撰者2577人，著述共計5717種。大文豪歐陽修領導北宋詩文革新運動，創作了《醉翁亭記》《瀧岡阡表》等精品散文，編撰了二十四史中的《新唐書》《新五代史》。北宋泰和人曾安止撰寫我國第一部水稻品種專著《禾譜》，為水稻生產作出系統總結。南宋宰相、吉安縣人周必大退休回鄉后，主持刻印了大型類書《文苑英華》1卷，使宋代以前大量的文史資料得以流傳，創中國私人雕版印刷圖書之最，為中國文化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。吉水解縉主持編撰的《永樂大典》，輯入圖書七八千種，分裝1萬多冊，共3.7億多字，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早的百科全書。參加這項浩大工程的吉安學者有34人。

廬陵人會讀書，但不讀死書，他們始終追求卓越，勇于創造。宋代吉州窯享譽全國，木葉貼花瓷被奉為絕品，北宋永豐人曾民瞻發明的晷漏計時器，比歐洲人發明的鐘表要早三百多年。明代安福人歐陽必進發明的人力耕地機，是我國古代第一臺機械耕地農具。明清之交遂川郭維經父女木材材積計量法“龍泉碼”，為世界上最早的原木材積碼表。明代吉水人羅洪先繪制的《廣輿圖》，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冊分省地圖集，開中國地圖繪制出版之先河。這些先賢的發明創造，代表了我國古代先進生產力發展的方向，在中國科技史、文化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。

文/鄭少忠